话说科学院的研究员们，大多称得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几乎有个共同的毛病，对穿着打扮不怎么在意。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形象不好。今天回忆起龙瑞麟先生、陆维明先生一身布衣在讲堂上为他们授课的情景，仍然有很多当年的研究生们为他们儒雅的气质所折服，却很少有人记得他们的大衣是什么牌子。以色列老祖母梅厄夫人，和以色列大学的女学生闲聊时曾说过：“我的缝纫技巧奇劣，但自十几岁开始，我的衣服多数是自己做的，我相信别人给我评价，与我的服装无关。”这大约便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魅力。

　　至今笔者依然觉得这些穿着简朴却满腹经纶的科研人，是最有魅力的中国人呢。

　　这些知识分子不怎么讲究衣着，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他们在工作以外，普遍要承担洗菜、做饭、带孩子等种种家务劳动，也实在没有条件如外国的教授们那样打扮自己。正因为如此，在上世纪80年代的科学院宿舍，遇到一位西服革履的科研人员，是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

　　笔者记忆中便有这样一位。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出国工作，笔者却不小心出了交通事故。父亲的同事们十分关心，大冬天里来看望的络绎不绝。因为经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地做项目，面对种种挑战，科研人员之间的友谊有的时候也和战友很相似。

　　有一天又来了一位先生，身穿极精神的一身西服，看室内狭窄，怕影响笔者养伤，他便站在没有暖气的厨房里和笔者的母亲谈话，了解情况。这位先生的西装剪裁得体，上衣扣子有意没有扣上，一手插在裤兜里，显得十分潇洒。对那个时代而言，穿西服的人少，便有穿者也多半不得要领，这种潇洒的形象似乎只应该在外国电影或者国际会议的报道插图上才会见到，故此令笔者记忆深刻。只是除此之外，觉得这位先生还有什么地方与众不同，却无法找出。

　　等到这位先生告辞离去，才豁然明白哪里不对劲儿，此时正是北京的寒冬，这位先生却没有穿外套，就这样一身西服在寒风中泰然自若地飘然而去。要风度不要温度的事儿，也传到科学界了?

　　后来打听，才知道这位先生原来是我国第一位赫哲族的大学生，数学家毕大川。

　　毕大川，黑龙江集贤人，出生于吉林大学数学系，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助理研究员，系统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航天工业部101所研究室主任，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等职务，主要从事现代控制和软科学的研究、组织工作，成绩显著，2007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当时对毕大川先生的事迹记忆不深，只记住了他的老家是黑龙江，笔者想，那里平时都是零下30度的气温，北京的冬天对毕先生来说恐怕只能算是“凉快”吧。

　　事后和数学所的老同志说起来，毕大川冬天只穿一件西服不怕冷，不是因为他出身赫哲族，东北人也怕冷的。他不怕冷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另外，那时候他刚出国回来，除了西服，也没有别的像样的衣服。

　　这两条都很有道理，根据记载，毕大川先生年轻的时候，喜欢体育运动，195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公路自行车比赛，还获得过国家运动健将的称号呢。他当时经常参加国际交流活动，曾经担任过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客座教授。那一次他来看笔者，还有一个“任务”便是给同在国外的父亲带回家信和一些物品。

　　那个时候出国，国家是要出一部分置装费的，西服是其中的必备品。对于当时简朴的科研人员来说，一次出国置装的结果，便是十几年不需要再购买礼仪性的衣服了。

　　好像就是从见到毕大川先生以后，科学院里穿西服的便渐渐多起来，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毕先生穿得那样得体和潇洒。后来才意识到，这似乎正是改革开放以后，科学院恢复和增加与国际科学界交往的一个特殊标志。毕先生他们，便是科学界这种国际化进程的先锋。

　　笔者曾在网上谈起过这件小事，不料却被毕大川先生注意到了，专门派了一个助理与笔者联系重温这段旧事，并表示将来要是写回忆录，还可以把这段故事放进去。不料，这次写作此文时，才发现毕先生已经在2012年不幸作古了。只有那个北京的寒风中潇洒自如的背影，仍让人不能忘记。